彼得罗·阿帕雷（以下简称阿雷），生于1930年，他来自巴西南大河州（现在巴西最南部的南里奥格兰德州）的一户农民家庭，家境并不富裕，幼年时家中的主要资产就是约20公顷（300亩）的农田。

　　阿雷出生这一年，刚好赶上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由美国发生华尔街股灾，引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巴西亦不能幸免。

　　巴西殖民地独立的资本得益于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但土地占有严重不平衡，虽然政府也在执行土地改革计划，但土地一直被大地主所把持，巴西政府每次拿出用于土改的土地，一般质量都很差，而且数量也很少，这对于绝大多数的无地或少地农民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所以独立之始的经济发展路线就是以大种植园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比如咖啡和大豆，也就是所谓的“咖啡经济”。

　　但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咖啡价格急剧下跌，虽然巴西政府有最低价格保护政策，但是最低价格也是根据3个月前的价格换算的，因此巴西经济大受打击，阿雷家的赖以生存的收入遭受了巨大损失。最终，广大巴西人民在愤怒中推翻了路易斯政府，就这样民主与独裁在反复争夺较量中。

　　到阿雷43岁，家里的20公顷（300亩）土地已经变成了10公顷，另外10公顷土地在经济困难时被卖给了政府来度过家里的难关，但即使如此，家庭收入一直也没有太大起色，阿雷不甘心，因为他一直期望咸鱼翻身。

　　在我国云南南部分布着我国最为干热的草地，这里气候炎热而干旱，年降雨量小于1000毫米，集中于雨季，而旱季较长，水土流失严重，产生了红褐色的、酸性的土壤，因此不适应种植农作物，逐渐形成了稀疏的旱生草丛，逐渐演化形成稀树草原。与此类似的还有北纬10°—17°，南纬15°—25°之间的其他地区，比如巴西的稀树草原区。

　　1973年，也就是阿雷43岁这一年，阿雷从镇上的农业合作社得知，国家已经成立了一个“农牧业研究公司”的机构，该机构主要主要为稀树草原地区培育耐旱、抗病的大豆新品种，试图利用非农业用地培育出高产量的大豆，当时大概全国农业用地平均每公顷产出118吨的大豆。

　　一直在寻找机会的阿雷看到了希望。因为早在10几年前巴西政府就把首都迁到了巴西利亚，而巴西利亚就处在稀树草原地区的中间地带，说明国家可能要把不能生长农作物的稀树草原地带变成可耕作的农业区，虽然酸性土壤目前还是无法耕种农作物的。

　　1974年，阿雷乘车从巴西最南部的南里奥格兰德州来到1474.1公里外的马托格罗索州。马托格罗索州位于巴西的西部，处于稀树草原的西段。沿途，到处在修路，大量的树桩被清除，开垦出来的土壤也被倒入了各种肥料，在了解了当地的政策后，再加上这里离首都巴西利亚也不远，阿雷坚定了决心，决定举家搬来马托格罗索州，破釜沉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开荒。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长期的干旱导致大豆产量降低，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美国政府，决定限制大豆出口，优先满足本国市场的供应，这不仅导致大豆短缺，更造成了国际市场大豆价格的快速增长，而日本是一个高度依赖农产品进口的国家，平均90%的大豆需要进口，大豆主要用作圈养动物的饲料，从那时起，日本政府就决定加大投资来增加全球对该产品的供应，为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大豆价格的稳定做出贡献。

　　1975年1月巴西政府通过了稀树草原开发计划，这项计划涉及面积为30万公顷，确定12个优先地区，其中就包括马托格罗索州，发放约5.6亿美元农业贷款，外加1.6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由于国内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巴西政府把目光瞄准了国际合作。有着资源焦虑症的日本主动找上了巴西政府，因此1979年巴西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了共同开发稀树草原协议，两国政府责成各有关单位联合组成“农业促进公司”，巴西国内民族资本占51%，日本资本占49%。根据互利的原则，日方将在1986年前分批向巴西提供4亿美元的专项贷款。今后，巴西也将以优惠条件向日本提供粮食和其它农牧业产品。

　　这一年，阿雷卖掉老家南大河州的10公顷土地，来到了马托格罗索州，同时向政府申请了一笔贷款，拿着这笔定向用途贷款和州政府发的6000雷亚尔安家费，阿雷以30美元/公顷购买了约100公顷灌木丛林地。这笔贷款分6年期，5年无息1年低息，定向用途开荒种粮，而且5年税收全免。如果在10年前买地的话，地价还会便宜到每公顷仅需10美元，随着买卖和开发大大刺激了人们对稀树草原的兴趣，以致马托格罗索州土地的地价也水涨船高了。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一条条泥泞的小路变成了柏油大道，未来大豆将从这里运到港口再出口到国外。同时州政府沿着BR158公路新建和扩建了一批谷仓，以供农产品的集中干燥存储。

　　为了保证土地开发的质量，政府要求分批分片开发灌木丛林地。面对这片地球上最早形成的一批仍未经开发的土壤，土层肥厚，有些地方土壤深度甚至达到20米，摆在阿雷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尽快将将这片贫瘠的土壤变成可耕作的农田，因此清除树桩和校正土壤成为首先被提上日程。

　　农作物生长的四项依赖条件是土壤、水、阳光和养分，前三项在这片灌木林中很丰富，所缺的就是养分，只要将红豆一样的土壤中的养分留住，就可以在这片空地上生产出大量的农产品来。常规做法是大面积使用石灰石改良酸性土壤，同时根据当地农业合作社的建议，购买了一批肥料，对土质进行改良，一般前3年的农作物的产量都比较低。

　　阿雷所在的片区是种植大豆区，一是因为大豆对土壤中的养分要求相对较低，也能改变土壤中氮元素缺乏的问题。二是因为巴西的主要农业出口是大豆和咖啡，有成熟的外销客户。在这里，大豆主要品种只有2个，品种规模化种植十分明显。但是，巴西国内长期种植进口的美国大豆品种，进口的大豆品种在这片灌木林土壤中似乎有点水土不服。因此，Embrapa公司（巴西农业研究公司）基于国外大豆品种培育了更耐酸的速成大豆，缩短了原来进口大豆的生长周期。

　　于是阿雷购买了种子、化肥、农机等生产资料，开始了大面积的种植。在农业合作社的建议下，阿雷为大豆买了全额保险，因为如果遇到恶劣条件或者土壤不适应的情况下，几乎颗粒无收，有了保险，不至于破产。

　　还好，第一年收成不至于颗粒无收，阿雷将收获的大豆卖给了由片区内大型农场主牵头成立的联合体公司，由联合体公司通过芝加哥期货市场进行交易，交易后的种植收益基本能抵消土壤改造的费用。还有一种交易方式是将农作物卖给农业合作社或者用现货偿还贷款给政府，不过偿还的价格一般是最低保证价格。大豆产量的不断提高，阿雷又陆陆续续租了土地，规模化面积不断扩大，也成功跻身了中产阶级甚至是富人行列。

　　随着大豆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紧追阿雷的步伐来到灌木林开荒种地，进一步促进了巴西大豆出口量也越来越多，巴西也成为全球第二大大豆生产国。同时农作物种类也越来越丰富，服务于国际市场的农业主要包括咖啡、可可、甘蔗、棉花、大豆等，服务于国内市场为主的粮食生产农业主要包括大米、黑豆、木薯、花生等，推动了巴西走出了经济危机，由工业国转变为农业超级大国，鼓励了一代一代像阿雷这样的底层人士的“巴西梦”。

　　农业的极大发展，使得“金砖巴西”成为充满希望的世界农业大国，正赶超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大豆生产国，巴西农业生产能力直逼美国。

　　但是大豆国际价格把(CBOT)大豆期货价格作为参考标准，所以即使出口价格上去了，但是巴西货币雷亚尔的汇率影响着生产资料的价格，雷亚尔汇率疲软会导致农户采购化肥和农药等生产资料的开支增加，进一步导致生产资料越来越贵，国内生产成本与美国相比会更高。同时，巴西政府用大豆换生产资料的模式也会导致农户境况恶化。为了偿还贷款，农户一般都是通过现货市场直接销售，因此对收购商的仓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当地仓储设施发展不足的情况下，会进一步降低收购价格，削弱了巴西国内大豆的竞争力。

　　不可忽视的是，巴西国内73％的仓储能力是被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四大粮商等公司垄断，只有3％是政府控制，33％是合作经营。

　　其次，巴西较高的公路运输成本影响着大豆的市场竞争力。巴西的出口主要通过通过港口销往美国、中国、日本、欧洲，而巴西的主产区位于中西部，而港口主要位于东南部和南部，从产区到港口，高额的公路运输费用使得大豆等农作物的生产总成本增加。

　　因此仓储成本、运输成本等是巴西大豆相比美国大豆不具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因素也是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目前被４大粮商所控制。跨国公司为了获取利润最大化，纷纷在中西部大豆产区建立大型仓储设施和大豆等农作物压榨厂，在主要港口购买码头、泊位，并且将大量资本投入到植物油等压榨市场，企图通过控制植物油消费市场来达到控制大豆产业链的目的，收购商们试图获得惊人的差价，并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同样的情况在中国也是类似的。在2004年后，大量外资大量被允许进人中国的植物油压榨市场。

　　到目前为止，全球跨国粮商已经在中国国内拥有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的64家企业参股、控股、持有股份。 这样，通过平台中间商控制的方式，操纵中国大豆加工业以及掌握巴西大豆货源，在中国大豆进口市场上形成了跨国粮商控制下“巴西种大豆、美国卖大豆、中国用大豆”的不公平贸易格局。外贸出口和外资引进维持了巴西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高额外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超级大国的利润被欧美寡头操纵垄断，使得“巴西梦”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在全球国际产业链国际分工上争取话语权显得尤为重要和任重道远。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前方的道路即使再艰险，我们仍将百折不挠、不遗余力地去探寻，不管是“巴西梦”还是“中国梦”，都在等待着越来越多的人去实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