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高，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支撑强；农业劳动生产率或比较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现代农业发展的物质技术装备基础强；农业优质化、安全化、绿色化、品牌化水平高，农业及其关联产业优势特色领域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强；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特色化水平高，农业产业化、产业融合化、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的全球领先地位强；涉农产业分工协作、网络联动、优势互补水平高，涉农产业组织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强；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水平高，创新创业生态发达且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全球农业强国建设对我国的启示是：要高度重视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注意在培育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和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久久为功，要辩证看待农业强国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路径，加强并创新政策支持。

　　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总书记早就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按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着力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整体质量和效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资源）大国，建成现代农业强国（以下简称“农业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目标内容，更是其突出难点之一。贯彻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重农强农的战略决策，必须把推进现代农业强国建设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那么，从国际经验和比较来看，什么是农业强国，哪些国家是农业强国，全球农业强国有哪些共同特征，对我国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有哪些启示？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由于汉语的多义性，农业强国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强”作为动词，可以将“农业强国”理解为农业让国家强起来，成为现代化强国。将“强”作为形容词，可以将“农业强国”理解为农业强的国家。但从国际经验来看，达到较高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应该是建成农业强国的底线要求；在现代化强国中，往往农业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农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较低。因此，建成现代农业或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可以成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依托和必要条件。但主要依靠农业很难让国家真正强起来，成为现代化强国，农业强难以成为国家强或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充分条件。因此，“农业强国”更应理解为农业强的国家，农业强可能成为国家强或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支撑之一，但不能将“农业强国”理解为主要依靠农业就能让国家强起来。因为大多数现代化强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农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都较低，农业很难成为国家强大的主要动力源，充其量只能说农业强可以成为国家强的众多动力源之一，或者说农业是立国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说，农业强是国家强在农业上的映射和侧影。本文对“农业强国”内涵的界定将基于这种理解。

　　倾向一：强调农业强国是国际比较概念。如魏后凯、崔凯认为，农业强国突出“农业强”，是通过综合多维指标评价得出的广义概念，其内涵随着时间发生动态变化，如一国农业整体或农业优势部门的现代化位居全球前列，并具有引领全球农业发展的能力，则可称之为农业强国。

　　倾向二：强调建成什么样的农业强国，必须基于国情农情。如叶贞琴认为，中国要建成的农业强国，必须在供给保障能力、产业体系、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科技实力、农业经营主体活力方面具有比较强的实力。

　　细究起来，二者并无明显矛盾。但魏后凯、崔凯强调的是何为农业强国应该基于国际比较，叶贞琴强调的是怎样建设农业强国、建成什么样的农业强国应该立足本国国情农情。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农业强国或建设、建成农业强国的深刻内涵。

　　强、弱本是比较概念，“农业强国”作为“现代农业强国”“全球现代农业强国”的简称，必须基于全球范围进行国际比较，才能作出是否为农业强国的判断。一个国家能够成为农业强国，其前提和底线是该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甚至要求农业现代化达到全球较高水平，农业显示出了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但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建成了农业强国，只有同时还具备其他条件的少数发达国家才可称为农业强国，因为还要看其有无规模化的可圈可点的农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况且，现代化是个系统工程，农业现代化不可能脱离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孤军独进。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往往都拥有较为发达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与现代产业体系之间，与作为其背景或底蕴的现代科技、教育、文化、生态环境治理之间，往往如同“鱼和水”的关系，也是现代农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动的结果。因此，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都属于现代化发达国家，除现代农业的发展要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组件”相融相长外，还要有现代化的文化、科技、教育、生态环境治理等作为支撑。但现代化发达国家也未必属于现代农业强国。因为现代农业强国在现代化发达国家中应该属于发展现代农业的佼佼者，农业显示了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并在其比较优势和强势竞争力领域有一定的规模或“体量”作为支撑。

　　如英国早已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但其农产品贸易长期处于净进口状态，除威士忌等少数产品外，具有较强比较优势或国际竞争力的规模化农业及其关联产品并不多。因此，可以将英国排除在现代农业强国之外。至于未进入全球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绝大多数也谈不上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更遑论建成现代农业强国。

　　综上所述，在考虑哪些国家属于现代农业强国时，可以将2020年人均名义GDP达到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70%、具有规模化的农业比较优势和强势竞争力领域作为两个一票否决指标。2020年高收入国家人均名义GDP为43282.42美元，据此作为农业强国的候选者，2020年人均名义GDP应该达到30297美元以上。2020年韩国人均名义GDP为31597.50美元，虽然超过这一水平，但因其农产品长期保持净进口状态，在全球农业竞争中具有较强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突出亮点并不多，据此也可将同为东亚国家的韩国排除在农业强国之外。综合考虑以上两个一票否决指标，我们选择的农业强国如表1所示。

　　如朱高峰、王迪提出，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强弱是与他国比较而言的相对概念，可从产业规模、产业基础、产出效率和产业潜力等多个维度进行判断和综合考量，选择国别比较的评价指标时需要注意核心性、可得性、可比性和弱相关性。

　　李金华基于现有研究文献关于制造强国特征标准等阐述，从制造业结构、生产效率、国际顶级制造品牌、制度及创新环境等方面，将中国制造业与全球制造强国进行比较。

　　借鉴这些研究可见，尽管建设现代农业强国的过程需要立足本国国情农情，但重视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业国际竞争力等指标的国际比较，借此找准与全球农业强国的差距也是重要的。当然，农业现代化水平只能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等指标间接反映。

　　综观全球，农业强国往往在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优势、特色领域，具有规模化的引领全球农业发展潮流的独特优势，或在全球农业及其关联产品市场竞争中形成值得重视的国际竞争力。

　　魏后凯、崔凯的研究根据每个农业强国体现的比较优势，将全球农业强国分为综合型农业强国和特色型农业强国两大类，后文将其分别简称为“综合农业强国”“特色农业强国”。他们认为综合农业强国不仅农产品产出水平高、品类丰富，且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领先全球；特色农业强国以农业中特定产业或部门的强势竞争力闻名于世。

　　魏后凯、崔凯还认为，美国是综合农业强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以色列和日本属于特色农业强国。

　　我们基本同意魏后凯、崔凯关于综合农业强国和特色农业强国特征的概括，但对哪些国家属于综合农业强国、哪些国家属于特色农业强国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

　　加拿大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生产种类齐全，油菜籽、豌豆产量全球第一，蓝莓产量全球第二；盛产葡萄酒、白酒和啤酒，是世界上最大的酒生产国；畜牧业和渔业生产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拥有发达的畜禽产品加工业，出口畜产品优质高效，是世界知名的鱼类和海鲜原料供应国。加拿大还拥有绝对优势的森林资源，是全球认可度较高的有机食品生产国。该国农产品长期处于净出口状态，且净出口规模不断扩大，2000年农产品净出口40.25亿美元，2020年增加到149.06亿美元，增加了2.70倍。

　　法国以平原为主的地形条件、以棕色森林土和褐土为主的土壤条件、优越的气候条件、丰富的水资源状况等，为农业的多样化发展和建设综合农业强国提供了便利，其农产品长期保持净出口状态，主要出口产品为谷物、糖、葡萄酒、牛肉、禽肉、牛奶和奶酪等。

　　澳大利亚之前属于特色农业强国，但近年来已经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由特色农业强国向综合农业强国的跨越。近年来，澳大利亚农业结构日益多元化，由之前的小麦种植和牧羊业占据绝对优势转变为渔业、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并举格局；澳大利亚农业出口导向型特征显著，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农产品出口结构由之前的羊毛为主逐步转为畜产品、谷物和经济作物等多种产品并重。2019年澳大利亚劳均农产品净出口额达58884.81美元，仅低于荷兰、新西兰和丹麦，明显高于其他农业强国。

　　意大利虽然人均名义GDP跟韩国大致相当，2020年为31834.97美元，但从2016年以来已由农产品长期净进口转为净出口，且在农业科技和优质农产品生产中具有全球领先优势，因此我们仍可将其纳入综合农业强国之列。

　　2、虽然农业强国一定要体现在较强的农业国际竞争力上，但有些发达国家农业人均自然资源贫乏、劳动力成本高，农产品长期呈现净进口状态，同时在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部分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不能因为其农产品国际贸易长期处于净进口状态，就将其排斥在农业强国之外。

　　如德国是全球主要谷物生产大国、全球主要的马铃薯生产国之一、欧盟乃至全球著名的畜牧业发达国家，也是欧盟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和全球主要林产品生产国，渔业资源品种丰富，是全球最大的农业机械出口国和西欧最大的农机生产国。因此，德国至少属于特色农业强国。

　　这与日本有部分相似性。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导致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自然资源相对富裕的其他农业强国有其合理性。日本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但由于资源禀赋等限制，长期以来日本对农产品进口依赖程度较高，农产品贸易处于较大的逆差状态，甚至谷物自给率长期停留在略高于30%的水平。该国农产品在总体上并无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且农产品价格水平较高。但与此同时，日本农业发展在一些特色领域也确实有些规模化的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亮点，如“差异化的品种选育、农艺技术、流通技术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有机衔接，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精品农业发展道路”。因此，不能因为日本农产品贸易在总体上呈现逆差状态，就将日本排斥在农业强国之外。况且，日本探索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虽然有经验有教训，但也昭示着具有类似资源禀赋特征的东亚国家在建设现代农业强国的过程中，对于欧美国家建设农业强国的模式与路径不能亦步亦趋、照搬照抄，要注意探索与欧美农业强国建设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

　　3、特色农业强国是指那些由于资源禀赋等原因导致农业发展多样化程度低，或农业在总体上并无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但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特定部门或特色产业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国家。

　　如欧洲小国荷兰，其花卉产业和设施农业闻名于世，农业附加值之高全球领先，2020年农产品净出口额309.65亿美元，位居各农业强国之首。

　　2020年仅有583.14万人口的丹麦，有机农业誉满全球，有“欧洲食厨”之称。

　　同年仅有921.69万人口的以色列，沙漠多、耕地少、水资源缺乏，但在发展特色精准农业方面却取得了骄人成绩，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全球农业强国中位居第一，享有欧洲“冬季厨房”美誉，滴灌设备、新品种开发、低压滴灌技术、海水淡化技术享誉全球，推动荒芜沙漠变成农业绿洲，每年有大量优质水果、蔬菜、花卉等出口。

　　考虑人口、农业增加值等因素，日本、德国属于农业体量大的特色农业强国，荷兰、丹麦、以色列、新西兰属于农业体量小的特色农业强国。

　　（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高，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支撑强

　　它们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为加强农业支持保护提供了便利，也为利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业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标准引领、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服务强农提供良好的需求拉动。

　　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政府长期实行“以工养农”的政策，不仅对农业生产提供巨额直接补贴，还对农业关联活动给予大量公共投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由此带来的较强的财政支持能力。可以说，农业强国离不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滋养，建设现代化强国是建设现代农业强国不可或缺的“生态”或底蕴。如法国既是农业强国，又是全球著名的工业强国和服务业强国。法国推进工业和服务业强国建设的过程，也是它作为农业强国不断成长的过程。

　　又比如，德国的工业高度发达，尤以重工业为最，其通过实施“工业4.0”战略，为提高该国农业机械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提供了非常雄厚的装备支撑。

　　在世界农业强国中，有的国家的农业资源和农产品品类丰富，主要依靠自身的生产能力就能为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提供强劲保障，比如在2020年，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德国和丹麦的谷物自给率就分别达到了123.16%、184.81%、209.67%、215.73%、104.23%和112.53%。

　　然而，有的农业强国由于资源贫乏等原因，依靠自身难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高，它们通过国际市场仍能为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强劲支撑。有时，国际市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价格即便出现短期超常上涨，并因此增加其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代价，但是这些国家利用较强的经济实力，通过国际市场进口有关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障了基础的供给。

　　比如，2020年意大利、新西兰、日本、荷兰、以色列的谷物自给率分别仅为55.66%、61.42%、31.95%、9.40%和5.77%。而在同年，以色列、荷兰、意大利、日本的人均谷物产量分别仅为全球人均谷物产量的6.91%、20.27%、73.72%、22.49%，其中虽然意大利、日本的人口规模较大，分别为5955.40万人和12583.60万人，但以色列、荷兰的人口规模分别仅为921.69万人和1744.11万人。拥有1700多万人口的荷兰，自2010年以来谷物年均净进口1128.05万吨，其中2018—2020年已连续3年超过1300万吨。综合农业强国往往具有较大的人口和农业资源规模、较多的农业资源品类。

　　至于人口规模小的部分特色农业强国，通过国际市场实现粮食安全和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回旋空间更大。如荷兰，2020年国土面积仅为4.15万平方公里，但是由于长期奉行贸易立国政策，农产品大进大出，使得其农产品出口率和劳均出口创汇值常常高居全球第一的位置。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或比较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现代农业发展的物质技术装备基础强

　　如前所述，跻身全球农业强国之列的国家，一定具有更高甚至全球领先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水平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因此，农业强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水平往往位居全球前列，甚至多数农业强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高收入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更明显高于我国的水平（如表2所示）。

　　当然，农业劳动生产率受农业劳均资源，特别是农业劳均耕地面积的影响较大。在资源禀赋大致相当的背景下，比较不同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更有价值。

　　如我国和日本同属人多地少的东亚国家，劳均耕地面积与其他农业强国差距较大，由此导致虽然日本是农业强国，但日本与其他农业强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仍然较大；而我国同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甚至还明显小于日本同其他农业强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

　　尽管澳大利亚农业土地平均质量较低、农作物单产也是发达国家最低的，但由于澳大利亚劳均耕地面积是各农业强国中比较大的，澳大利亚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也是各农业强国中较高的（见表1、表2）。可见，如果不考虑资源禀赋特点，主要依据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标或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标，就将日本排斥在农业强国之外，也是缺乏合理性的。从不同时间的比较还可以看出，不同国家按201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水平，在总体上都呈不断提高的趋势（见表2）。这说明，就总体而言，这些农业强国农业现代化与工业、服务业现代化水平的差距正在明显缩小，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的水平也在明显提高。

　　全球农业强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或比较劳动生产率水平高，其重要原因是，它们的现代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高，为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当然，这些农业强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也为其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水平提供了强劲支撑，导致农业经营主体有能力、涉农利益相关者有动力去提高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农业强国的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高，在劳均农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上有突出体现。以2019年为例，在农业强国中，农业劳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最低的日本和最高的荷兰，分别为0.69万美元和3.30万美元，分别相当于我国的8.60倍和41.25倍（见图2）。

　　全国仅1700多万人的荷兰，国土面积小、人均耕地面积小，但农产品净出口额长期在全球名列前茅，甚至2015—2020年已连续6年位居各农业强国之首，这与其较高的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也有很大关系。

　　美国早已形成健全完善的农业机械化体系，农业生产各项作业几乎全部采用农业机械，不仅农业机械总量大、专业化机械多，而且机械生产能力强、机械性能完善、自动化水平高；近年来在农机大型化、高速化发展的同时，节本增效降险机械和高效小型机械也发展很快。

　　德国农业机械化水平长期名列全球前茅，其农机产品以拖拉机等动力设备为主、大功率拖拉机应用渐成主流，并向复式作业和联合作业方向发展，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提供了重要依托。许多农业强国在农场规模扩大的同时，农场资本密集度提高，农业机械化和农机智能化、高效化、大型化、复杂化程度不断提升，也推动了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

　　（三）农业优质化、安全化、绿色化、品牌化水平高，农业及其关联产业优势特色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强

　　就总体而言，全球农业强国农业及其关联产品，如包括食品在内的农产品加工品，往往优质化、绿色化和品牌化程度高，食品安全水平高。

　　如意大利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全球领先，是欧盟成员国中拥有最高级别农产品认证最多的国家，堪称欧盟DOP、IGP、STG认证农业/食品产品的领头羊。在500余种意大利葡萄酒中，接近80%是DOP产品，超过20%是IGP产品。

　　丹麦长期严格限制化肥和农药使用，导致农产品高产优质。因此，丹麦多种农产品长期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丹麦的猪肉、牛肉、牛奶、乳制品、家禽肉类、方便食品、糖果和蔬菜畅销全球，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有机农业发展水平位居全球前列，并长期将有机农业安全放在首位。

　　法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强，农产品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状态，是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和农业食品出口国，饮料、葡萄酒和烈性酒成为该国出口最多的涉农食品。独特的酒庄文化和优质顶级的葡萄酒，铸就了法国葡萄酒产业在国内外高端市场强大的竞争力。近年来，法国大幅减少中低档酒产量，提高精制葡萄酒等高档酒产量。2017年，法国葡萄酒产量34.7亿升，其中精制葡萄酒（2009年更名为“原产地命名保护葡萄酒”）产量占70.3%，较2012年增加了23.9%。

　　德国农产品加工品牌化、农产品零售连锁化和农产品/食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为提高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提供了良好保障。许多企业将农产品加工成丰富多样的食品后，再通过商标认证、品牌销售等商业运作，增加其加工、销售食品的辨识度和附加值，因此德国食品加工业产值约为种植及畜牧业产值的6倍。仅农产品加工环节，就有数以万计的食品企业和食品品牌。

　　第一，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具体表现为由于耕地等资源禀赋充足和农产品生产、出口成本较低等原因，该国农产品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还能以较低价格抢占国际市场，推动所在国农产品长期保持净出口状态。如澳大利亚农业属于典型的外向型农业，长期注重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持农业国际竞争力，已成为世界肉牛、奶牛、羊肉最大的出口国之一，以及全球葡萄酒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相关产品也在全球享有盛誉。美国是全球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绝大多数年份其农产品贸易呈现净出口状态。

　　第二，虽然农业未必具有价格竞争力，甚至由于人均耕地面积较小、自然资源较为贫乏、劳动力成本高，导致农产品价格总体水平较高，或难以通过国内生产满足农产品消费需求，不得不保持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净进口（见表3），但在全球农产品消费市场日益分化和细分的同时，部分优势、特色领域仍能以较高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在农产品高端消费市场抢占较多的空间。

　　以色列、德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都存在类似第二种的情况。日本的精品农业举世瞩目，神户牛肉、“阳光玫瑰”葡萄品质非凡，价格明显高于普通产品。新西兰奇异果号称新西兰新国宝，因优良品质在全球市场保持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Jaffa”是新西兰打造的最著名的农产品品牌，也是全球奇异果市场的领导品牌，长期保持品质卓越、优质优价形象，拥有国际公认可靠的食品安全系统，销往全球70多个国家或地区，约占全球奇异果销售总量的30%。根据杨东霞的资料，澳大利亚虽然不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国，但其种植的棉花因高产优质闻名于世，这种棉花也可以获得很高的销售价格。

　　（四）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特色化水平高，农业产业化、产业融合化、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的全球领先地位强

　　全球农业强国经过长期积累和市场竞争的洗礼，已经形成了分工发达、网络联动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特色化、产业化发展水平位居全球领先地位，为它们利用比较优势增强竞争优势、提高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创造了条件，也为抢占世界农业竞争制高点和农业价值链的关键领域、高端环节提供了便利。

　　如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农业强国，已经形成了五大湖沿岸地区的乳畜带，中央大平原地区的玉米带、小麦带和棉花带，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亚热带作物带，美国西南部沿海地区的水果和灌溉农业产业带，不同地区依据资源禀赋专门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为实现农业节本增效提质降险、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供了便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致力于转变之前传统的农业混作经营方式，推动农业的区域专业化、农场专业化和作业专业化发展，形成了不同种类农作物的专业化产区。位于巴黎盆地和法国中部地区的大耕作区以种植粮食、甜菜、蛋白或脂肪植物为主，位于法国西部的畜牧业区以发展奶牛、肉牛、肉羊、猪、禽饲养业为主，居于法国南部的园艺生产区以生产花卉、蔬菜等为主，山区和某些农产品加工区属于农业产业混营区。谷物农场、葡萄农场、蔬菜农场等专业农场大多只经营一种农作物。耕种、收获、运输、仓储、营销甚至田间管理等过去完全由农场完成的作业环节，大多通过外包或市场购买方式交由农场之外的服务企业完成。

　　在许多农业强国中，家庭农场等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农业经营呈现专业化与规模化并行发展的态势，部分家庭农场向企业化转型成为趋势，支撑了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和运行绩效的提升。

　　如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农业强国，作为农业生产基本单元的主要是家庭农场，近年来农场和农场主数量不断减少，但单个农场的规模却普遍变得更大，农场经营高度商业化。与此同时，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农产品特色优势产区的规模化运行，也为提升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创造了条件。

　　许多农业强国还是全球范围内推进农业产业化、产业融合化、产业链一体化的领头羊。

　　如许多农业强国构建了以家庭农场为基础，以农民合作社为主导的产业链一体化经营体系，实现了从家庭农场生产，经由食品加工、物流运输和批发零售等企业环节的环环相扣，最终到达居民餐桌的流程。

　　其中，农机农技农艺、金融保险、检验检测等服务环节深度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农业与涉农制造业、涉农服务业深度融合。丹麦通过合作社的专业公司，将农业种植养殖同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销售甚至售后环节结合起来，形成覆盖全程的产业链，并将家庭农场融入其中，推动丹麦有机农业的发展水平全球领先。

　　在当今德国，居民家庭餐桌上的食品极少是未经加工的生鲜农产品，大多是从超级市场采购的工业制成品或工业半成品，几乎没有市场出售未经加工的肉类、瓜果和蔬菜。通过农产品加工业将初级农产品转化为居民家庭消费最省时省力、食用最安全放心的食品，促成农产品附加值最大化。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牛奶生产国，牛奶几乎完全是由国内乳品厂加工制成各种牛奶产品和乳制品。

　　农业食品加工业已经成为法国对外贸易的支柱产业之一。法国葡萄酒种植和酿造历史悠久，独特的酒庄文化和品酒艺术、风格各异的葡萄酒原产地特色和由葡萄酒产业核心企业、上下游关联企业、服务企业组成的葡萄酒产业生态，协同带动法国葡萄酒旅游享誉全球，也为提升其葡萄酒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条件。

　　澳大利亚农业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并非简单开发农业旅游区或旅游景点，而是将创意元素融入其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农业生态旅游产品。如其中的葡萄酒主题旅游发挥葡萄酒工业厂区、农业园区、酒庄的特色，融参观、学习、购物于一体，推动发展旅游度假、定制配套采摘和葡萄酒酿制、红酒知识培训、SPA养生休闲等体验式服务，促进葡萄酒产业聚点成链、聚链成网地成长。

　　许多农业强国由于农业产业化、产业融合化和产业链一体化的发展水平居于世界前列，其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高、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强，不只表现在农业生产环节，还表现在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环节甚至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中。

　　如德国的奶制品和焙制食品具有较为明显的出口优势。发达的农机工业在支撑德国高度机械化的农业的同时，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机出口国、西欧最大的农机生产国。德国的农机制造业产值约占全球总产值的10%，产品出口率高达74%。2015年在“工业4.0”的基础上，德国推出了“农业4.0”模式，其主要导向是生产智能化与精准化、农业全产业链协同化、农民普遍职业化和富庶化、农村生态化和城镇化。其中，农业全产业链协同化要求将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全产业链各环节整体推进、顺畅对接，形成系统、完整、高度协同的产业链和农业、工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显著提升全产业链的增值效应和商品率、劳动生产率。

　　荷兰实施“链战略计划行动”，在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的同时，将农作物生产、保鲜环节与农产品的加工、仓储物流、销售环节融为一体，实现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等产业链各环节有机结合，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有效支撑了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五）涉农产业分工协作、网络联动、优势互补水平高，农业合作社、涉农行业组织和跨国农业企业对现代农业发展引领支撑作用强

　　综观世界，农业强国强势的背后，存在着一批创新活跃、资源动员和市场组织能力强，生产经营效率和效益水平高的涉农产业组织，如农业合作社、涉农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农业跨国公司、农产品拍卖市场、涉农平台型企业等。它们各就其位、各展其长，协同推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质增效升级降险。发达的涉农产业组织将家庭经营和公司农场有效引入发达的分工协作网络，实现了家庭农场、公司农场等农业微观经营主体与各类现代涉农产业组织的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联动提升。发达的涉农产业组织网络不仅帮助农业拓展了利用资源、要素、市场的空间，还畅通了资本、科技、高端人才和现代发展理念进入农业的渠道，为增强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的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创造了条件。尽管不同类型农业强国的涉农产业组织创新的重点和结构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形成了主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农业合作社和行业协会为纽带，以跨国公司、农产品期货市场等为引领，涉农平台型企业等多种创新组织为补充的多元化、网络化发展格局。

　　农业合作社是市场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维护家庭农场等成员利益、抵御资本盘剥和竞争压力、共同应对市场竞争挑战，通过家庭农场等农业微观经营主体联合起来形成的经济组织，改善社员生产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也是其重要目标之一。许多农业强国的经验证明，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往往增强了农产品综合供给能力和农业市场竞争力、风险承受力、综合获利能力，提高了农民的市场谈判地位，也促进了农村社区发展和农民参与发展能力的增强。许多国家的农业合作社不仅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还是政府、市场联结农场经营的桥梁，成为构建本土农业供应链、提升农业价值链的主导力量。农场经营转型升级，农业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越来越离不开农业合作社的关键作用。长期以来，世界农业强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主要呈现两种模式，一是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专业合作社模式，二是以日本农协为代表的综合合作社模式。欧美农业强国，如美国、法国、德国等在长期发展专业性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合作社发展开始呈现综合化趋势，形成农工商综合体、大型农业合作社企业集团和跨行业、跨地区合作社联盟等。

　　农业产业一体化的深化和农业同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流通等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推进，带动许多农业强国农产品行业协会、涉农产业联盟等行业组织兴旺发达，在增加对农户和涉农企业、农业合作社的服务供给，加强行业自律维权和优化行业治理，维护行业公共利益和加强同政府、市场的沟通协调，开展行业培训、加强行业公共创新平台和创新能力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联结微观组织与政府或市场的桥梁、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的纽带。许多涉农行业组织在推进政策宣传和实施、加强同国内外行业组织的交流合作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农业合作社发挥行业自卫、自治、自律、自强作用难以满足家庭农场等微观主体需求时，涉农行业组织发挥的作用往往举足轻重。

　　以法国为例，到2010年前后，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涉农行业组织主要有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盟、全国青年农民中心、小麦及其他谷物生产者协会、全国水果生产者联合会、法国蔬菜生产者组织、全国园艺与苗圃生产者联合会、全国牛奶生产者联合会、法国农业商会等。

　　有些行业组织对捍卫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成员的合法权益，也日益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有的国家的农业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向农产品行业协会、产业联盟转型，导致合作社与行业组织的边界日益模糊。

　　在澳大利亚农业中，奶牛养殖占据重要地位，牛奶产量的1/3以上用于出口，并多以奶酪等增值产品方式出口。由澳大利亚乳业理事会、澳大利亚奶农联盟、澳大利亚乳制品联盟、澳大利亚乳业局组成的澳大利亚乳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网络，为促进乳业产业链上下游协调和不同利益相关者合作，为打造富有竞争力和高附加值的乳业产业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球农业强国之所以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富有全球影响力的农业跨国公司相对集中于它们国内，成为它们参与国际农业竞争合作的中流砥柱。许多大型农业跨国公司不仅生产或加工技术发达、经营理念先进、市场供求信息丰富，还拥有营销网络、金融服务、资本运作、品牌经营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综合优势。这些跨国农业企业往往是全球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领导者，是国际农产品贸易和跨国农业投资的排头兵，也是全球农业供应链运行、价值链升级的领头雁。多数农业跨国公司采取纵向一体化方式运行，在全球（特定）农产品/食品、农资、生产要素、资本市场运行和涉农生产、加工、流通、贸易等领域的商品、要素、信息流动和资源配置中，具有突出的竞争优势和创新优势，形成了举足轻重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展示了较强的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攫取能力。

　　根据余欣荣、杜志雄的资料，迄今为止，按照主营业务的不同，可将农业跨国公司分为四类：

　　一是以孟山都、杜邦先锋等为代表，主要从事动植物育种的种子科技研发型公司；

　　二是以丰益国际、约翰迪尔等为代表，主要从事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和农资生产的生产经营型公司；

　　四是以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和我国中粮集团等为代表，多元化、综合化发展的农业跨国公司。

　　经营农业和农业服务业的跨国公司，约将3/4的投资放在资源、销售条件优越的农业强国。

　　许多农业强国良好的产业基础、久久为功的努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农业跨国公司的成长提供了便利。

　　如法国政府长期致力于推进农业专业化生产与企业化经营的有机结合，通过培育壮大农业企业，强化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领导地位。2021年达能等全球十大食品企业，多数总部位于美国、荷兰、法国等世界农业强国，但其产品却遍布全球，涵盖了饮料、休闲食品、大宗农产品生产及综合加工、畜禽养殖等多个行业，展示了较强的市场拓展、资本运作、产业链整合和抗风险能力，为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对外投资能力和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影响力，提供了骨干支撑。

　　（六）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水平高，创新创业生态健全发达且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许多农业强国的发展过程对此提供了生动阐释。这些农业强国往往位居全球农业科技创新的前沿，也是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向产业创新转化的先锋，是农业或其关联产业新理念、新科技、新业态、新模式的密集发生地甚至策源地。其涉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能级高，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市场驱动特征显著，科技进步对农业产业链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为提高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提供了雄厚支撑。许多涉农创新型企业和服务组织、服务平台，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策源地和创新资源、创新要素、创新理念集聚的先导区。这些农业强国科技创新链和产业创新链往往深度良性互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市场化、产业化能力强，它们的许多农业跨国公司、涉农行业协会甚至合作社，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农业创新的发动机，容易产生前沿科技创新深度融入产业、产业发展高度依赖前沿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

　　如以色列农业发达且科技含量高，其生物技术产业综合实力全球领先，低压滴灌技术、海水淡化技术享誉全球，滴灌设备和新品种开发有全球影响力，农业30%的初创公司与水利有关，是全球最大的水技术创新基地。

　　荷兰创新技术领先，知名企业云集，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强，农业、水利、食品等领域均属荷兰科技创新的闪光点，食品加工、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是荷兰工业的三大支柱。荷兰温室技术举世闻名，在全球种子领域具有领导者地位。由此推动荷兰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国之一，食品加工机械也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多数农业强国较高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往往是与冠领全球甚至覆盖优势特色产业链的科技创新能力相伴而行的。

　　如美国农业科技长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高度发达的农业机械化技术、高效率的农业化学技术、居于世界前沿的农业生物技术、一骑绝尘的数字农业技术融合互动，各展其长，相得益彰，协同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成为现代农业强国的强大支柱。

　　许多农业强国拥有国际竞争力强的农产品/食品品牌，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建立了与国际接轨、体现了较强创新能力的农产品/食品质量标准和管理体系，种业、农机、农（技）艺等覆盖全程的科技创新能力对此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在讨论农业强国建设时，富有日本特色的精品农业发展道路往往让人津津乐道。其中一个重要奥妙在于，从品种到种植技术的潜心研发，到种植过程的独具匠心，再到农产品采后分级、包装、储藏保鲜、超市配送环节，健康、安全和标准化理念贯穿始终，技术的精细化为将农产品品质做到极致提供了有力支持。因此，日本的许多农产品虽然价格很高，但在高端市场竞争中仍然独领风骚，具有较高的品牌溢价。

　　此外，在全球农业强国中，涉农跨国公司、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农民合作社等发达的农业产业组织，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中，往往发挥了中坚甚至导航作用。

　　如作为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跨国大粮商，美国的ADM公司和邦吉公司均以注重研发著称，在全球多个国家建立了研发基地。ADM公司一直是全球人和动物营养领域的领导者，长期注重通过科技研发打造公司核心竞争力，培育公司品牌，拓展业务领域。邦吉公司长期重视食物营养方面的科技研发，主要业务涵盖化肥、农业生产、食品制造和生物能源等领域，能将产品和服务延伸到零售货架。

　　美国的孟山都公司作为跨国农业公司，其农业创新体系涵盖育种、生物技术、作物保护和数据科学等领域，一直是全球转基因种子领域的旗舰。这些跨国农业企业往往是全球涉农供应链核心企业，是推进产业链一体化发展和创新能力建设的探路者，也是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排头兵。

　　作为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和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法国农业在家庭农场基础上形成的协会、联合会和各种农业研究中心，对于增强农业创新驱动能力、优化农业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和对农民的培训咨询发挥了重要桥梁纽带作用。

　　全球农业强国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强，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健全发达且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创新创业生态。

　　如拥有“欧洲花园”“鲜花之国”美誉的荷兰，作为传统的“欧洲门户”，商业历史悠久，营商环境优良。以瓦赫宁根大学为中心，大批农业科创企业和实验型农场汇聚，形成类似农业“硅谷”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先行区。

　　以花卉园艺业为龙头的荷兰园艺植物业，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以鲜花拍卖市场为中心，四通八达的海、陆、空物流运输网络，将花卉园艺种植企业与海内外消费市场紧密联系起来。

　　荷兰的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发达，也有较为完善的商品检验检疫服务体系；数字经济发达、高质量的数字基础设施，也为荷兰农业增强创新能力和拓展营销方式提供了便利。

　　荷兰合作银行主要从事农业、农机和食品工业等行业的金融交易。荷兰政府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提供了一系列税收减免支持，并向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或补贴。这些都为荷兰农业的创新创业营造了健全良好的生态氛围。

　　（一）我国农业大而不强且与农业强国发展差距较大，要高度重视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

　　我国在建设农业强国方面已经形成良好发展势头，但和全球农业强国的总体差距仍然较大，大而不强仍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全球农业强国的“六高六强”特征，我国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但除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支撑强外，其他方面都只能说有一定基础、有较大后劲、有广阔潜力，但基本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甚至离“基本实现”仍有很大差距。

　　即便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支撑强，当前仍然只能说是谨慎乐观。所谓“乐观”，就是说我国谷物库存充足，只要我国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现行政策能够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短期内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尤其如此。所谓“谨慎”，就是说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形势依然严峻。

　　第一，有效贯彻落实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现行政策，本身就存在较大的难度。比如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是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基础，之所以习总书记提出“耕地保护要求要非常明确，18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之所以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存在较大难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与粮食和农产品生产争夺耕地的矛盾将会愈演愈烈；而且从国内外经验来看，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毁坏易，恢复难”。

　　第二，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多元化的推进，食物和农产品消费来源日益多样化，会导致非粮食生产与粮食生产争夺耕地、水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矛盾愈演愈烈。

　　第三，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发展的体制性、周期性、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影响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尤其是类似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美国西部极端天气等“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发生，都很容易放大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挑战。

　　第四，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角度出发，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应该适当留有余地。

　　与全球农业强国的“六高六强”特征相比，且不说我国要在全球农业竞争合作中形成规模化的农业比较优势和强势竞争力、创新力、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久久为功，很容易出现“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问题，仅从农业强国其他主要评价指标来看，当前我国同主要农业强国之间可谓差距明显。从表4可见，就总体而言，2020年我国仅城市化率指标与农业强国差距较小，到2035年可望基本达到或超过现有农业强国的低值要求；其他主要评价指标要达到农业强国2020年的低值要求难度很大，到2035年充其量只能说初步建成农业强国；甚至可以说，我国基本建成农业强国的时间，很可能要比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间（2035年）晚几年。

　　如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在我们所选的全球农业强国中，2020年意大利人均GDP水平最低（31834.97美元），其他农业强国的人均名义GDP都在35000美元以上。2020年我国人均GDP为10408.67美元。如果到2035年我国人均收入较2020年翻一番，要求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4.73%，按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也不足21000美元，与现有农业强国2020年人均GDP最低值仍有很大差距。但考虑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维持较高速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从近年来我国GDP和人均GDP增速的变化趋势来看，到2035年要实现我国人均GDP较2020年翻一番，已是存在较大难度。要使203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意大利2020年的水平，即要求2021—2035年我国人均GDP年均递增7.74%，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考虑到以下因素，今后我国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缩小与农业强国发展差距的任务更为繁重。

　　第一，农业强国建设不可刻舟求剑，农业强国的门槛会在全球农业竞争合作的浪潮中，随其他国家农业强国建设的后续进展而水涨船高，因此未来进入农业强国的门槛可能会明显高于当前，即便到2035、2050年达到农业强国的现有水平，也未必能进入当时的农业强国之列。

　　第二，现代化强国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农业强国建设不可游离于现代化强国建设之外独善其身，需要国家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作为底蕴，与农业强国建设相得益彰、耦合共生。因此，如果国家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作为底蕴发育不够，农业强国建设也会如鱼失水难以持久。

　　第三，农业强国在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中属于佼佼者，在国内要具有雄厚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不排斥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在全球要具有突出的创新驱动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农业强国建设任务较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任务更为繁重。

　　（二）农业强国是相关国家在培育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和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久久为功的成果，要谨防操之过急导致欲速不达

　　基于前文分析，尽管不同的农业强国国情农情特别是资源禀赋不同，但在探索符合国情农情和发展阶段要求的农业强国建设道路上，都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长期以来，这些农业强国在培育国内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和农业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给了我们以下启示：

　　坚持以农立国战略，顺应不同发展阶段政策目标和发展要求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并推动农业政策转型；

　　坚持将培育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环境积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和需求导向、实用为重原则，切实推进涉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顶天立地，促进农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互动；

　　坚持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标准引领、品牌强农、服务强农联动发展，重点推进涉农优势特色产业聚链集群成带发展和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将培育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同增强农业竞争力结合起来；

　　坚持以支持农业合作社、涉农行业组织发展为重点，促进农业跨国公司、平台型企业、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涉农产业组织多元化、网络化发展，完善现代农业同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机制；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加强和改善农业劳动力教育培训，并将加强青年农民培训放在突出地位，通过人才强农夯实农业强国底蕴；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化解农业农村发展的瓶颈制约和短板弱项，推动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应对环境变化和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

　　以特色农业强国荷兰为例，尽管其人均耕地面积低于我国、耕地总面积不及我国的0.9%，却是全球农产品出口大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位居全球前列，这与荷兰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科技含量高密切相关。其背后既有荷兰长期加强对研发创新等方面的投入支持，并在推进农作物育种、栽培、种植、生物防治等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方面久久为功的原因，又有通过实施“链战略行动计划”，推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创新能力和科技应用能力建设环环相扣、融为一体，促进生产与市场高度结合等原因。这些为增强荷兰农业的出口竞争力，提供了雄厚底蕴。荷兰长期形成的宽容包容的社会氛围，对于农业产业链创新能力的增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方面都需要依靠长期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过程。如荷兰种业国际竞争力强，一个重要原因是荷兰长期重视对全球种质资源的收集和新品种选育，每年都有大量的杂交育种工作，荷兰还长期重视对植物新品种权利的保护。

　　今后我国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既要在战略上高度重视，增强紧迫感，又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要防止追求速战速决，把本该属于持久战的农业强国建设转变为打突击战或攻坚战的过程，导致农业强国建设“半途而废”或陷入停滞、逆转困局。

　　（三）要辩证看待农业强国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路径，结合国情农情和发展阶段要求进行创新改造

　　我们要看到农业强国在特定历史阶段和发展环境下的政策选择，可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也可能为其未来发展中相关问题的产生埋下伏笔。既要看到农业强国立足资源禀赋等国情农情，顺应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变化，聚焦提升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需求和满足国民美好生活需要，推进政策创新的成功经验，又要看到相关政策选择偏差甚至失败教训带来的历史包袱。要注意资源禀赋和国情农情不同对农业强国的农业政策选择差异及其执行结果的影响，从中悟出农业政策形成演变的机理和创新逻辑。

　　如法国农产品质量较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对之前片面追求农业增产的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法国提出了“理性农业”理念，强调在保障生产者收入的前提下，注意提高农产品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农业与自然和谐发展，增进农业和食品生产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法国、德国农产品品质誉满全球，除与长期重视农民教育培训和农业标准化发展密切相关外，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基于对之前化学农业发展导致农业污染增加、影响食品安全的反思，推动其农业走上日益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重视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保持动态平衡的道路。

　　可见，要基于对我国国情农情、发展阶段、发展环境的科学分析，加强对农业强国建设历史经验、普遍规律的批判性借鉴和吸收改造，在推进农业政策创新中努力实现“扬弃以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从我国与现有农业强国人均GDP的比较来看，到2035甚至2040年前，要弥合我国与现有农业强国人均GDP的差距都存在较大难度。但是，我国同农业强国在各项主要评价指标上的差距并非等同，各指标弥合差距的难度也不一样。只要我们在不违反国际经贸规则的前提下，能够加强并创新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政策支持，在2035年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甚至在降低农业从业人数占比方面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也是有可能的。届时，虽然我国与农业强国人均GDP之间的差距仍然难以弥合，但可以运用“A处缺损B处补”的办法，通过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劳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降低农业从业人数占比等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以此来确保基本建成农业强国。当然，要在上述三大方面取得更大成效，需要我们在强化和创新农业政策支持方面有更大作为，仅靠一般的资源动员和政策调整，是难以实现的。为确保到2035—2040年间能基本建成农业强国、2050年能顺利建成农业强国，建议在集思广益和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出台《农业强国2050》，形成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行动指南和战略导引，并全面强化和创新农业强国建设的政策支持。

　　基于以上方面，要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前，为我国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打下扎实基础，通过厚植发展优势，到2035年初步形成农业强国的框架。在此阶段，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既要重视重点突破，又要注意“小火慢煮”，培育底蕴，夯实我国农业比较优势和独特竞争优势。到2035年之后，再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和基础夯实，基本建成农业强国，推动我国农业比较优势和独特竞争优势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之后进入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冲刺阶段，在全球农业竞争合作中逐步形成较强的规模化比较优势和强势竞争力，力争到2050年建成富有东亚特色，国内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坚实，并凸显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全球农业强国。

　　要在战略上重视强化系统思维，促进农业强国建设有效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中，并形成富有自身特色的政策支持体系；

　　要强化结构思维，高度重视影响我国农业发展的总量矛盾趋势性减弱、结构性矛盾明显增强的趋势，防止用解决总量矛盾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矛盾，加剧解决问题的难度；

　　要强化融合发展思维，跳出农业看农业、跳出农村看农村，通过推进农业农村融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

　　要强化历史思维，注意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新要求新挑战，增强农业支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强化发展的底线思维，通过优化农业发展的宏观调控和农业风险管理，有效应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发生，增强农业农村发展韧性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作者：姜长云1,2、李俊茹2、巩慧臻2 1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2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来源：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委托课题“健全乡村振兴推进机制研究”（05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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